中国父母是很典型的权威型父母，他们的做法都是由现实情况决定的，实际上是教育制度导致了这种育儿方式。

教育和教养风格没严格好坏之分，更没有标准答案，我建议尝试多种不同的方式——可以严格，但不要太严酷。

如果你想学计算机，现在的中国可能有世界上最好的学校；如果你想学习经济学，可以去美国。

带着两个困惑，

我想约这位耶鲁教授聊聊

这些年来，对于教育，我一直有两个困惑：

其一，我发现，世界各地的教育，其实都不一样，我们到底可以借鉴哪些？

比如，美国大学是申请制的，法国大学是不排名的，德国的职业教育非常发达，芬兰的孩子是不考试的……很多国家的老师是自己选教材、做教案的，是没有学位房的、没有小升初的……

这到底是为什么？有哪些教育的方式，是我们可以学习的？又有哪些教育的方式，是我们无法借鉴的？我们怎样才能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最好的教育方式？

其二，教育的改变，远远落后于科技的发展，为什么不去重视、不去推进？

当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，可大多数的教育，还停留在20年前、50年前，甚至100年前的理念和方式中；现在社会变化之快，让学校的教材和教学都跟不上趟，学校里学的无法在社会中应用，往往是还没出校门就已经过时了。

可是，我们的行动能力却很差。

很多国家的精英们，包括著名大学的校长、教授，一边在埋怨着现有教育的落后，一边仍然让一代又一代的孩子进入到这个体系之中，去适应现有的教育。

教育，对于这个世界的重要性，对于每个家庭的重要性，应该远远超过一半；但是，现实的情况，绝大多数国家对教育的重视，正如全球平均投入占GDP的份额一样，只有可怜的不足5%。

所以，当得知耶鲁经济学家法布里奇奥·齐利博蒂带着新书《爱、金钱和孩子：育儿经济学》来北京后，我特意让同事约了时间，能够和他好好聊一聊。

爱、金钱和孩子，

两位世界级经济学家发现了什么？

齐利博蒂和他的搭档，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教授马赛厄斯·德普，一起进行了“教育和经济的内在联系”的研究。他们发现：

所有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快乐并且成才，但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上每位父母做法又大相径庭。

表现得比较典型的：中美算一派，北欧算另一派。

中美的父母们常常奔波于学区房，培养孩子参与课外活动、增强领导力，乃至在孩子出生之前就开始进行严密的胎教训练，希望将孩子培养成未来的“成功”人士；相比之下，拥有漫长冬夜的北欧地区，父母们并未表现出育儿的焦虑，反而随性佛系地让孩子“自由生长”。这是为什么呢？

他们两个是经济学家，从经济学的角度，给出了专业的调查、分析。

从中世纪到现代社会，从美国、英国、北欧到中国和日本，跨越了时间与空间，他们研究了经济激励和约束如何影响了不同国家的育儿习俗，以及什么才是好的教养方式。

当然，研究的目的，就是期待着：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，实现机会平等和教育公平，帮助孩子立足未来是所有人的共同愿望。

我对齐利博蒂的研究很感兴趣，还因为有几个点深深地吸引了我：

他是权威顶级的经济学家，他还是一位务实的经济工作者，2016年担任过欧洲经济协会主席；

他非常重视教育，他有多个国家工作和生活的经历，对现实世界有着深刻的洞察力；

他很了解中国，经常到访中国，中国经济也是他的研究重点之一，他同时在清华大学担任访问教授，曾获得过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“孙冶方经济科学奖”。

而我最想和齐利博蒂教授一起探讨的，就是他的这些研究，对于中国的家长，到底有什么可以借鉴的。

怎样解释中国的家庭为什么如此重视教育？中国家长自己拼教育资源，孩子拼考试成绩，会有效吗？他们如此投入教育合理吗？还有，是否能指出一些中国家长可以学习和借鉴的教育方式？

中国父母是典型的权威型父母

是社会、教育、经济条件决定的

白滔滔：70、80年代出生的人，大多在比较宽松的环境下成长，没有培训班和兴趣班，也没人督促我们做作业。可是，我们成为父母之后，却给孩子报满了各种班，严格监督写作业……这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吗？这是为什么呢？

齐利博蒂：从时间上来看，20世纪70年代时，拥有或没有大学学位，收入之间并没有特别大的差距，于是，人们普遍选择“宽容育儿”。

在20世纪80年代，西方国家(尤其是美国)的不平等现象加剧，特别是白领和蓝领之间的工资差距扩大，宽容教育也渐渐被“直升机父母”（指过分介入儿女生活，保护或干预其生活的父母，因为像直升机一样盘旋在儿女身边，故名）所取代。

我们通过数据分析发现，20世纪70年代以来，全球范围内父母在育儿上投入的时间呈明显上升趋势。

例如，2012年美国父母平均每周花费在育儿（与孩子交流、玩耍，辅导孩子功课等等）上的时间约为8.5小时，相对于1976年增长了约3.5倍。同期，荷兰、西班牙、意大利、加拿大和英国的父母也加大了对孩子的照顾力度。

此外，大量经验和事实表明，“直升机育儿”、“铲雪车父母”、“虎妈”等密集型、高强度育儿方式，在过去30多年中变得日益普遍。在这些密集型育儿（Intensive Parenting）模式下，父母不仅是孩子的监督者和保护者，还深度介入孩子的学校生活、娱乐活动以及交友恋爱。

这些证据似乎表明我们正走向“过度育儿”时代。

然而，事实并非都是如此。

我们四个（两位作者及妻子），成长于四个不同国家：德国、意大利、西班牙和美国。我们发现即便在今天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育儿方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。

在美国、英国、中国等国家，孩子从小就要面临很强的竞争压力，父母为孩子的教育、升学操碎了心。相反，在瑞典、瑞士等国家，父母并不会过度干预孩子成长，他们会给予孩子更多自由空间。

白滔滔：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？

齐利博蒂：这是不同国家的不同经济激励机制造成的。

这里面要先明确三个问题：

1、父母的目标是什么？

2、实现最优目标面临的约束条件是什么？

3、如果父母面临的激励和约束条件发生改变，他们的行为决策会如何变化？

从不同国家来看，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的国家（如美国、英国等）更偏向于采取权威型育儿方式，而不平等程度较低的国家（如北欧国家）更倾向于采取放任型育儿方式。

我们曾经做过一个调查，让世界各地的父母选择他们认为对孩子最重要的品质。根据父母的选择，我们将选择“服从”的父母定义为专制型，选择“努力”的父母定义为权威型，选择“想象力和独立性”的父母定义为放任型。

研究发现，有90%的中国父母认为努力是对孩子最重要的品质，只有23%的父母认为想象力和独立性是孩子最重要的品质。在俄罗斯、美国等收入不平等程度较大的国家，呈现出与中国相似的特征。

而在北欧的瑞典，仅有10%的父母认为努力更重要，有60%的父母更加看重孩子的想象力和独立性。

这也表明，中国父母是很典型的权威型父母。

当然，教育回报的差异对育儿方式的影响尤为突出。

教育回报率越高的国家（如中国、美国等国）越倾向于采取权威型育儿方式，而教育回报率越低的国家（如瑞典、挪威等国）更偏向于放任型育儿方式。

教育不平等是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。

在中国和美国，优质的教育资源往往集中在少数名校，孩子必须通过竞争激烈的选拔性考试才能进入理想的学校，进而走向通往成功的道路。

因此，父母会更多地介入孩子的学校教育，在学业上给孩子施加更大的压力。

相较而言，在北欧国家，家长们的佛系和学生们的低压力往往源自社会平等，不同职业之间收入差距小，以及不同高中和大学的教学质量比较均衡等因素。

白滔滔：教育资源不平等，这个难题怎么破？有人说，中国人口众多，永远不可能达到北欧那种尊重每个人的教育体系，你怎么看？

齐利博蒂：如果教育系统高度分层，并且在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就预先决定他们的未来，家庭之间的“育儿战争”无法避免。

这种育儿环境就像军备竞赛一样，只会让所有人高度紧张、混乱。对整个国家来说，这种努力也是被浪费的。